與過天晴的部落格

地圖
中華民國，1945年
中國沿海與台灣，1945年

推薦序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形塑／劉維開、王文隆
中華民國紙牌屋／涂豐恩

導論

第一章　前途未卜的台灣
早期美國對台灣的觀點
趨向務實
台灣vs.呂宋之辯
界定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第二章　不平靜的開始
陳儀主政
一九四七年二月風暴
美國角色的重新評估
悲劇善後

第三章　美國重擬對台政策
打造華南地區最後的反共根據地
中國即將崩潰？
蔣介石下野
莫成德赴台

第四章　失勢的老蔣
台灣：避風港還是險地？
變生肘腋
蔣介石的寞落時刻

第五章　大陸上的最後一瞥
蔣、桂爭奪西南地盤
胎死腹中的雲南獨立運動

第六章　漂浮的國家，分裂的政策
海南島上另一個國民黨政府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四十八號文件：懸而未決的美國對華政策
未竟之黨務改造
亞洲大陸上的國民黨軍事殘部

第七章　走到檯面下的美台軍事安全關係
柯克來台助蔣
「私人化」的軍事與安全政策
溝通台北與東京盟總
美國準備發動「倒蔣」政變？
「特種技術顧問團」與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的角力
毛邦初醜聞：尾聲的到來

第八章　打造海島反共堡壘
強固台灣反共堡壘
黨務改造
台灣軍事機制的蛻變

第九章　重返大陸或擁抱海洋？
反攻大陸：誰的願望？
海南作戰方案與沿海突擊行動
難捨大陸情懷

第十章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永久化
白團：蔣介石的日籍軍事顧問
「雙胞胎」計畫
外島危機與同盟關係之建立

結語
參考書目
致謝

導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十二月，於國共內戰全面挫敗而失去江山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四川成都倉皇播遷都台北，此後，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互不統屬、在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運作下的實存國家，於台灣島上逐漸形成。本書之宗旨，在於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的歷史轉折過程。過去數十年來，我們往往傾向於將台灣海峽兩岸兩個政治實體的存在，視為二次大戰後國共兩黨激烈內戰下的必然結果。誠然，在我們過去的普遍認知裡，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最後階段，隨著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各地節節敗退，蔣介石不得不選擇以台灣作為最後權力根據地，致力將該島打造成為堅強的反共堡壘。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憑藉著台灣海峽天然屏障，得以阻止解放軍進犯，而一九五○年夏天韓戰爆發之後，台灣進一步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冷戰初期，由於解放軍尚欠缺由海、空侵犯台澎的實力，蔣介石與其追隨者得以在台灣島上逐漸安定下來，並在隨後數十年間，在島上細心經營，灌養反攻大陸與光復國土的希望。

　　本書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蔣介石私人日記、宋子文專檔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相關文件檔案，嘗試描繪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段關鍵時刻的另一種歷史風貌，跳脫我們過去所普遍認知的框架，並重述這一段歷史。本書主張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形成的歷史過程，遠比過去學界所認知的，要更為複雜與詭譎，其中摻雜著許多以往為人所忽略的歷史因素與因緣際會。回顧這段歷史，短短十餘年間，台灣從一個日本殖民地，轉變成為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新收復的邊疆島嶼省份，再成為蔣介石「自由中國」的所在地與反共中樞，並在往後二十年間，成為國際社會上「中華民國」的正統象徵與主流政治圖騰。這個過程歸於諸多因素，包括二次大戰與戰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即興式的、未預先設定的、充滿著個人色彩的政策制訂與規畫，甚至蘊藏著歷史意外與巧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形塑過程中，還充分體現出美國政府官方與民間諸多人物，其所曾經扮演過的複雜關鍵角色，同時也與二戰後至冷戰初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問題，究竟如何與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和內部權力鬥爭，發生緊密關連。嚴格而論，此書並非在於回顧國共鬥爭史，而是聚焦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後，台灣在中國內部政情演變與東亞地區國際情勢發展這兩股急劇變動力量的牽扯下，如何被形塑與重新定位。

　　基本而論，本書的重點並非在於探討國共兩黨衝突根源，或者探討為何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出，而國民黨慘敗。過去的相關研究，總把重點擺在闡述共產黨為何打跨國民黨，然本書並不著眼於此，而是放眼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的東亞國際政治格局和中國內部情勢，並將此一時期的台灣，置於大的時空背景框架裡來檢視。本書從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開始談起，於日本戰敗後成為國民政府新收復的一個中國邊陲島嶼省份，隨著國共內戰席捲整個中國大陸，這座島嶼最終成為中華民國的所在地與國民黨最後的權力中樞，以後見之明，這個結局幾可說是既非國民黨政府、也非美國人所刻意促成的歷史結局。

　　台灣島座落於西太平洋，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如今構成「中華民國」的絕大部分領土。「中華民國」是這個國家的正式國名，冷戰時期，有人把它稱作「國民黨中國」（Nationalist China）或者「自由中國」（Free China），自一九九○年代起，「中華民國在台灣」成了最常見到的辭彙。中共領導人認為台灣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一部分。過去數十年間，由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且直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公開宣示不否定中共為一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為止，依然堅稱其有效主權涵蓋整個中國大陸。然而國民黨在島內的最大政治對手、二○○○至二○○八年間首度執政並於二○一六年二度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則向來主張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尋求將台灣視為自成一體、獨立、且具有完整主權的民族國家。統獨問題分裂台灣人民與社會；無論如何，沒有人會否認在討論或探討台灣未來時，兩岸關係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直到如今，不論各方如何詮釋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的效力，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該會議上的討論結果，成為台灣與澎湖在戰後從日本回歸到中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美國支持與英國無異議的情況下，蔣介石獲得盟邦承諾戰後收回台灣，然而，在這一表象背後，卻隱藏著許多極為微妙與複雜的形勢；在國民政府內部，遲至抗戰接近尾聲之際，該如何界定台灣未來的行政地位以及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連結，依然懸而未決；在美國，外交與軍方內部人士對於戰後台灣政治地位該如何定位，才符合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最佳利益，同樣爭論不休，儘管《開羅宣言》正式對外公布，美政府內部仍有不少人力主讓台灣於戰後接受聯合國託管，而非歸還中國。

　　雖然華府軍、政當局圍繞著台灣地位問題的辯論，最終並未影響國民政府於戰後接收台灣，然而美國政府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夕所採取的一些當時看似無關大局的舉措，卻對日後台灣的命運帶來深遠影響。舉其中一例：美國於日本投降後臨時放棄了原本擬定在台灣成立一過渡時期軍政府，負責接管台灣並監督島上日本原殖民政府所管轄之龐大公營與民間物資的轉移，而是放手讓陳儀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全權處理戰後初期台灣事務，這種下了十八個月後「二二八」事件的遠因。隨著國共內戰局勢日益惡化，到了一九四○年代晚期，一些在二戰時期無從真正獲得實施之有關台灣地位問題「假設性」方案，譬如聯合國或東京盟軍總司令部託管，卻悄悄地在華府決策圈內獲得認真考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曾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要角的葛超智（George Kerr），他向來力主台灣自決與託管，其訴求在二戰期間與日本投降後，並不為美政府所重視，然到了國共內戰晚期，卻一度成為杜魯門行政當局對台政策的選項之一。

　　本書對於美國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新的審視。國民政府指責當時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背後煽動台灣人脫離中國統治，最後導致葛超智被美方召回，然而在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前夕，葛超智對於台灣治理的個人備忘錄，被收入於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呈給蔣介石的正式建議報告書裡，也間接地影響了國民政府日後著手調整對台策略；蔣介石一改原本堅定支持陳儀的立場，任命文官出身的魏道明繼任，來撫平台灣同胞的憤怒與不滿情緒，並接納更多台籍人士進入省政府體制內，同時著手推動各項政、經改革。回顧歷史，這些舉措也標誌著台灣經濟體制，從戰後陳儀所提倡的統制經濟，逐步放寬，並於一九五○年代起，慢慢走向自由經濟與市場經濟。易言之，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在台灣的一些初步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安撫當地民眾，然而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因為這些補救舉措也在無意中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過程，奠下基礎。另一方面，此時已回到華府的葛超智，仍不斷在國務院與軍事情報圈裡力倡美國應協助台灣建立一個開明、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系，方能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利益，而隨著國共局勢愈趨惡化，「台灣託管」此一觀點也迅速成為美方主流看法之一。

　　漸漸地，「台灣託管論」不只受到主張獨立的台灣人歡迎，由於台灣民眾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情緒升高，該主張也受到華府某些軍、政首長歡迎。隨著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形勢江河日下，前景黯淡，華府決策者決定放棄蔣介石，甚至到了一九四九年底之際，為了鼓舞毛澤東所領導的新中國走上「狄托主義」之路，與蘇聯區隔，華府一度打算靜待國共內戰局勢塵埃落定，期盼北京與美國展開交往。另一方面，杜魯門政府裡依然有許多不願見到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者，堅稱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只有在與日本簽定正式和約之後，方能生效，此一時期美國政府對台與對華政策的混亂與不一致，可見一斑。

　　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前後，隨著國共內戰加劇，以及不預期中國共產黨能夠很快席捲整個中國大陸，美國軍事情報部門開始預測，中國內部局面極可能重新回到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地方主義盛行，在中國共產黨尚未統治的地區，將出現許多不同的「區域性」反共政權。誠然，此種預測事後證明是錯誤的，然而在一九四○年代晚期，正是在此種思維下，美國政府體認到必須加速扶持中國各地的區域反共領導人，而非繼續與一個正在全面潰散瓦解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央來打交道。就台灣而言，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初「引退」之後，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於高雄鳳山練兵的孫立人將軍，以及向來立場與作風開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等，都是美方當時可能支持出面主持台灣政局的可能人選。此時退而不休的蔣介石，仍欲在幕後操控政局，其構想是希望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建立一個涵蓋台、浙、閩三省的戰略三角，然因失去了美國的支持與信任，下野後的蔣介石，其反共布局也變得更加困難，他與昔日部屬之間的關係也愈趨緊張。

　　本書對於蔣介石與他引退前夕親自挑選擔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之間的微妙關係，有深入的探討。一九四九年春，為了強化台灣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自主，陳誠認為他有必要違抗蔣介石的意旨，而與當時主持中央政府的桂系李宗仁妥協，陳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不顧蔣的反對，自台北飛赴廣州與李宗仁會晤，換來李宗仁同意台灣省政府日後取得更大的自主權，包括爭取到台灣銀行在台徵稅權與動用外匯權、省政府獲准動用黃金白銀外匯儲備、高雄與基隆海關獨立運作權、台幣與大陸法幣脫鉤等足以穩定台灣財政的重要措施，此亦可視為台灣命運重要轉捩點之一。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上各地局勢的演變，也都牽動著台灣日後的政治命運，本書中首次揭露的一九四九年雲南獨立運動，即是一例；該年秋天，雲南省主席盧漢依然幻想著美國對華援助的「區域化」，將有助於他設法保持雲南的中立地位，遠離國共之爭，當時他曾透過管道向華府表明，希望美國支持雲南宣布獨立，以拒絕蔣介石把國民黨中央由四川遷往昆明的意圖，盧漢並表示未來獨立後的雲南，將可利用境內豐富的礦產與鴉片來支撐其財政，只不過華府最後並未允諾，這也讓盧漢決定向中共靠攏，宣布雲南「起義」，形勢的演變，讓蔣介石失去了留在中國大陸上奮力一搏的最後希望，至此，退守台灣已成了他唯一的選擇。

　　一九四九年底，當蔣介石父子把搖搖欲墜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到台北時，國民黨所統轄的主要領土僅剩下台、澎、海南島，以及江、浙、閩沿海的外島，美國杜魯門行政當局對於中國局勢「塵埃落定」的消極態度，似乎一度讓國民黨政府最終被殲滅，成了注定之事。此時對蔣介石而言更為不利的，是國民黨內部的諸多嚴峻挑戰；由粵系所主導的海南島，結合桂系人馬，與蔣介石一同競爭美國的援助與支持，而台灣島內有關反蔣軍事政變可能發生的傳聞，也未曾歇止。美國此時還暗中支持位於香港、日本與菲律賓等地反共亦反蔣的「第三勢力」運動，以及由廖文毅在東京所領導的台獨勢力，這些舉動都可能進一步削弱國民黨政府原已日趨薄弱的政治正當性。可以想見，為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統治並重建蔣介石搖搖欲墜的領導地位，國民黨政府的國安單位開始以恐怖行動剷除共黨組織和其外圍份子，並將監視網絡擴及一般平民百姓，於社會基層裡布建細胞。這些舉措，意在讓當時剛在台灣島上立足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夠盡快穩定下來；隨著白色恐怖時代在台灣的開展，廣大台灣民眾有充分理由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統治產生憎恨，進而於島內醞釀出不同於國民黨的政治認同。

　　另一方面，在此中華民國危急存亡之時，許多不願意見到國民黨政府徹底垮台的美國人士，紛紛以個人身分展開具體行動，協助蔣介石穩住局面，度過危機，以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Charles M. Cooke）為首的「特種技術顧問團」，即是一例，柯克於一九五○年春天起，悄悄地在台灣推展一系列非官方軍事顧問計畫，協助訓練國軍部隊，替台灣爭取武器裝備物資，並成為台北與東京麥克阿瑟盟軍總司令部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梁。柯克一度成為蔣介石在重大安全與防衛決策上最信任的人士，特別在棄守海南島與國軍撤退舟山群島，以及韓戰爆發後繼續駐軍金門外島等，柯克都曾扮演關鍵的角色。在杜魯門行政當局形同放棄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之際，柯克所代表的一部分美軍勢力，卻讓當時台北的國家安全決策極大「私人化」與「地下化」。這段求助於美國非正式顧問團的獨特經歷，使得幾乎在國共內戰中被消滅且已被美國政府拋棄的國民黨政權，得以在台灣繼續存活下來。本書亦指出，在這個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此一歷史形塑過程影響極為深遠的關鍵時刻，美國很可能對國民黨使出了兩方、三方或多方籠絡的把戲，涉及的對象不只蔣介石，還有陳誠、孫立人、吳國楨、反蔣「第三勢力」、主張台獨的分子，以及滯留在大陸上的國民黨反共游擊隊等。

　　從一九四九年春直到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為止，美國曾多次表示願意與中共發展關係，藉此抑制蘇俄在遠東的擴張。毛澤東了解美國的動機，但最後依然選擇向蘇聯「一面倒」，與莫斯科結成緊密的軍事同盟，此後，毛澤東與蘇聯、北韓合作，支持平壤於朝鮮半島發動南侵戰爭，這一連串偶然性因素，都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重現生機與扎根，起了重要作用。無庸置疑，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是讓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深化的最大偶發因素。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執行海峽中立化政策，讓國民黨政府轉危為安，此後，中共志願軍參加韓戰，美國為了戰爭需要，將大筆軍、經援助重新挹注於蔣介石所領導的「自由中國」，並在國際社會支持台北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中央政府的正統地位。韓戰爆發出乎大眾意料之外，影響了亞太局面，促使杜魯門政府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重新檢討反省其對華政策，甚至一百八十度地翻轉其原先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儘管蔣介石仍繼續受到華府鄙視，然而他遷往台灣的瀕危政權卻得救了。回顧歷史，韓戰所帶來的遠東局勢轉變，也使麥克阿瑟、柯克等向來同情蔣介石與國民黨的美國軍方人士，得以較容易將其向來僅止於檯面下的對台活動，浮出檯面，化暗為明。

　　在這一個「中華民國」體制於台灣重新塑造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細究。韓戰前，蔣介石原本期望「第三次世界大戰」儘快爆發，讓局面翻盤，藉以挽救其垂死的國民黨政府。然韓戰爆發後，由於其最後的島嶼據點的外在環境相對安穩，台灣成為美國在亞洲冷戰格局下的反共最前哨，在此情況下，發動一場毫無把握的軍事反攻大陸行動，在蔣介石眼中變得不切實際。於是，他開始啟動國民黨的黨務改革，並推動有限度的地方民主政治，以深化國民黨在台灣的社會基礎，強化其在台統治的正當性。由於這時台灣位於國際冷戰的最前線，蔣介石以武力光復中國大陸的主張，成為冷戰高峰時期極為有效的政治與宣傳辭令，既可用於吸引更多美援，也可用於維持國民黨在台灣的士氣和政治正當性。

　　傳統說法向來主張，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蔣介石極力敦促華府支持其趁勢反攻大陸，而杜魯門與艾森豪兩位美國總統則傾向於「圍堵」而非「推翻」毛澤東的新中國，本書利用解密的中、英文檔案發現，當韓戰陷入僵局時，其實是美國軍事情報高層，率先將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反攻「口號」，轉化為詳細的軍事「行動方案」，以符合美國在遠東的地緣利益。華府不時督促台北高層，在美方支持下，以實際軍事行動收復共產黨所控制的海南島與兩廣地區，反倒是蔣介石本人極力避免做出此類承諾，其目的在於鞏固其在黨國體制內的最高領導人地位，並確保台灣安全無虞。換言之，一九五○年代初期，當蔣介石在島上的地位仍未完全穩固、其權力地位仍有可能為其他美方所支持的人選所取代時，蔣介石把政治現實考量擺在第一位，鞏固其在台領導地位與權力基礎，成了首要之務，反攻大陸推翻中共之事，此時已非蔣的首選。在蔣的眼中，對大陸沿岸發動局部性、規模相對較小的突擊行動，藉此維繫其光復大陸之表象，最符合他的利益，美國中央情報局所支持的「西方公司」沿海游擊突襲行動，也成了台、美之間情報合作的重要平台。在韓戰軍事衝突最激烈時刻，蔣介石不願聽從美國建議，以軍事手段對付中國大陸並伺機收復海南島與華南，此一態度似乎也不經意地將台灣的國軍部隊轉化成為守勢武力，從而為一九五四底台、美雙方締結共同防禦條約一事，提供了一個概念性的基礎。

　　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台灣的軍經援助無疑地強化了蔣介石與台北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然而美援的到來，卻也不可避免地夾雜著美方對蔣介石在軍事、外交等重大議題上的決策影響力。冷戰時期台灣接受美國大量軍援，國軍部隊逐步走向「美國化」，甚至連政府預算的執行都需事先獲得美方的同意。一九五三年夏，朝鮮半島停戰協議簽署之後，台灣作為美國牽制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地位開始下滑，國民黨的軍事投射能力範圍也逐步被縮限在台、澎、金、馬之間，難以超越台灣海峽地區。
　一九五○年代初期，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美兩國所簽訂的兩項條約，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強化了台北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卻也進一步深化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事實。一九五二年台北與東京締結的《中日和約》，結束兩國戰爭狀態並恢復邦交，一九五四年台北與華府簽訂協防條約，雙方再度締結成為軍事同盟，這兩個重要條約讓蔣介石在台、澎、金、馬的最後領土根據地，獲得堅實的安全與外交保障，然而無論國民黨人士同意與否，此兩約的內容、精神與適用範圍，讓國民黨宣稱其所代表的中華民國領土範圍僅侷限於台、澎一隅的格局，逐步走向永久化與固定化。易言之，一九四九年底遷都台北後，國民黨政府不斷致力於在國際舞台上維繫其宣稱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中央政權之地位，然這兩個條約的締結，其精神與內容的執行，卻形同對如上的政治神話加以「解構」。

　　隨著一九五三年夏天韓戰停戰協議的簽署生效，國民黨政府也撤出了兩支在緬甸和越南的流亡部隊，這意味著以台灣海島為根據地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亞洲大陸上不復存在任何可觀的軍事力量，此後，台北官方有關武力光復大陸的宣傳，變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一九五四年底，美、台締結軍事防衛同盟，被蔣介石視為是其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外交成就。對美國而言，與台北正式締約，為其在台取得和運用島上軍事基地設施，提供了一個法律與政治上的基礎，並有利於美國在台灣的軍事部署。從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強化反共圍堵的戰略角度觀之，一九五四年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實具有重大意義。然對蔣介石而言，與美國人重新結盟，有得也有失。他肯定知道這一重新結盟的重大後果之一，乃是他未來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將受到美方更強烈的影響與箝制，以及海峽兩岸存在兩個政治實體的永久化。

　　在協防條約簽定後的十年間，蔣介石未嘗不曾努力去挑戰、甚至打破由美國透過協防條約所規範的格局，較為顯著者，包括一九五○年代晚期的金門外島危機，以及一九六○年代初起祕密推動的「國光計畫」反攻大陸準備等，只不過國民黨回到中國大陸的夢想，隨著國共內戰、韓戰與冷戰的演變，已經逐漸變得遙不可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格局，至此大致底定，再也難以出現撼動的可能。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四年這短短十年裡，台灣從日本的一塊殖民地，變為戰後中國的一個省，再從中國邊陲島嶼，轉變成為幾乎潰亡的中華民國最後一塊領土根據地，以及國民黨政府最後的權力據點，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反共中樞的歷史過程，是意外、偶然、極富戲劇性與不確定性。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當中、美、英同盟國三巨頭與其幕僚晤面共同討論台灣與澎湖的未來前途時，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預見，短短十餘年內，台灣會有如此劇烈的演變。在此一過程中，美國的角色，上自政府組織下至許許多多個別人士，其政策規劃與制定，其諸多大膽的假設與曾經被束之高閣的建言，其對國共內戰「錯誤」的局勢推論，其許多的作為與不作為，都對台灣的政治前途，帶來深遠影響，也對形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關鍵時刻，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書特別強調國民黨和美國官民的因素，而另一個主角──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在此一歷史關鍵時刻的作為與不作為、成與敗，在中華民國如何於台灣定型的歷史過程中，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值得日後進一步探討。近年來美國學、政界不時出現「棄台論」的聲音，認為美國應該犧牲台灣，來改善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二○一六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有關台灣地位是否應當作為美、中關係談判籌碼的論點，層出不窮。本書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以及美國在此一歷史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希望此一研究不但對於我們思考「棄台論」有所助益，同時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美、中、台這個歷史上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以及持續至今的深遠影響。